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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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百萬移民下珠江》
昨日每畝只能承載兩三人的土地，今天爆發出能承載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勞力嚴重過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勞力短缺危機所替代。過去一年干活半年閑、擺龍門陣、蹲墻根曬太陽、自由散漫慣了的人們，如今連吃飯、走路都得像沖鋒。
工業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彌漫著田園牧歌情調的桑基魚塘、植林稻海上，夢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氣勢恢弘、神情冷漠的工業廠房，鋼筋水泥吞噬著良田沃土。伴隨著耕地令人憂心地銳減，一個幾何學無法解釋的變化奇跡出現在人們眼前：昨日每畝只能承載兩三人的土地，今天爆發出能承載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勞力嚴重過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勞力短缺危機所替代。百萬本地農民“洗腳上田”，剛填平新的工廠的勞力缺口，成千上萬棟新廠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著饑餓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勞力不敷使用，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動出現了。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少男少女，帶著玫瑰色的希冀，告別父老鄉親，被珠江三角洲強大的引力吸入她寬厚的懷抱，這個社會經濟的舞臺，演出了一幕幕動人心弦、發人深思的現代劇。形形色色的“南下軍團”烏蒙山區。貴州省畢節縣。城鎮山寨傳播著一個令人興奮的訊息：根據同廣東達成的協議，省勞動部門將首批向廣東東莞輸出勞動力的任務優先安排給了畢節縣，以扶助山區脫貧致富。畢節縣是貴州的“第三世界”、高寒山區。這里層巒疊嶂，海拔近兩千米，交通不便、土地貧瘠，山民們以種玉米、烤煙為主。
全縣人口986萬，勞動力四十多萬，其中農村勞力就有三十多萬。勞動力過剩一直是件十分惱人的社會問題。向廣東輸出勞務的訊息一傳開，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家境比較寬裕、本人又有一定文化的城鎮待業青年。貴州、廣東，關山阻隔，但那伴隨著廣東的勁歌金曲，透過峰回路轉的山道，不斷傳入這閉塞山區的各種間接信息，早已使這里的小青年們有足夠的素材和想象力來編織自己的廣東夢：車如流水、城市不夜、燈紅酒綠……反正，是個繁華興旺、掙大錢的地方。山民們沒有外流的傳統，可這次，卻表現出了空前的熱情，城鎮姑娘搶先報了名，鄉村姑娘也蜂擁而上。僧多粥少，自然是“高干子弟”優先。于是，從村到縣，各級“高干”的子弟及有門路人家的子女，擠了進來。面對熱情如此高漲的社會各界，剛開始還擔心任務完不成的縣勞動局，這下也提高了要求。完全像招正式工人一樣，先搞“三自愿”——本人申請、家長簽字、單位或鄉村出證明，再搞政審、體檢。最后，還要求入選者每人自備120元車旅費，一部分當盤纏，一部分當到工廠后頭一月的生活費。
“貴州軍團”組成了。251人，年齡17～25歲，清一色的姑娘。“軍團”分三批開拔。縣委、縣政府對山區劃時代的這次“娘子軍”遠征給予了高度重視，讓勞動局派專人護送，派人在貴陽、懷化、廣州三個中轉站聯系打尖。開拔的這天，萬人空巷，場面熱烈，氣氛悲壯。姑娘還嘻嘻哈哈，父母卻涕淚橫流：“乖，廣東那地方是個花花世界，不習慣就回來，金窩銀窩不如自家草窩，家里再愁也不愁你這幾口飯！”……從畢節到廣州，足足走了五天。到了廣州，還沒來得及飽眼福，姑娘們就被分到東莞農村的幾個工廠。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勞動緊張，生活內容貧乏……現實與想象相去十萬八千里。“廣東這地方不是人待的。
水井就在魚塘邊，當地人卻拉屎喂魚……四腳蟲墻上爬，蚊子像轟炸機……”一個姑娘向家中發出這樣一封訴苦信。緊接著，家境優裕的人首先溜號了。伴隨著她們的回歸，謠言在家鄉傳開了：“不得了哇，姑娘們一到東莞，要排好隊，脫光衣服，讓解放軍挑，拿去當婆娘。”“進了廠就脫不得身，逃走抓回來要脫光衣服吊起打。”……謠言越傳越邪乎。家長們一個個都嚇壞了。正在手足無措、舉棋不定之時，鴨池區一個副區長伙同另一個干部已搶先把女兒接回來。他們的現身說法更具有權威性：“那個地方惱火得很，娃娃們一個個熬得黃皮寡瘦的讓人心疼。”這下家長們真正慌了神，有的寄盤纏，有的捎口信，不少人甚至千里迢迢殺奔廣東，接女兒來了。縣勞動局見娘子軍軍心動搖，大有全線崩潰之勢，趕緊派員前往東莞安撫，不曾想適得其反，“殘存”的姑娘們見勞動局來人了，頓時一個個覺得自己吃了虧。
于是義正辭嚴，向政府官員提出兩點要求：我們同意按合同干足兩年，但縣上必須答應回去以后農村的轉為城市戶口，城鎮的得優先安排工作。觀點轉了過來，當初爭著來廣東“淘金”的姑娘如今儼然成了“抗美援朝”式的榮軍了！縣勞動局不能滿足她們的要求。結果，“貴州軍團”全線崩潰，多數姑娘溜號回家，挺過來的少數堅定分子也成了散兵游勇。“貴州軍團”的崩潰史，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也是內地各省有組織地向珠江三角洲輸出勞務的一個側影。它典型地反映了社會各界對勞務輸出的心態及珠江三角洲勞動力流動的現狀。珠江三角洲自1980年開始勞務輸入，至今已吸納上百萬外來勞力，其中十之七八是年輕姑娘。勞力流動的總體規律是：來得多，走得多；不斷走，不斷來。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是這一浪潮波及的范圍越來越大，最初是廣東山區、鄰近省份，到現在，已擴展到全國除臺灣、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卷裹和牽動了上億人口。
就在“貴州軍團”全線崩潰的同時，內地許多省市的省長、市長、縣長們紛紛帶隊南下廣東，洽談勞務輸出事宜。記者在一個小小的莞城鎮，一天之內就見到了來自江西、遼寧以及總結經驗以圖東山再起的貴州等三個省的勞務輸出洽談團。東莞市1989年計劃輸入外來勞力5萬人，已有19個省市的勞動部門前來聯系洽談。遼寧省希望把5萬指標全部包下來。遼寧省的胃口為何這么大?該省勞動局的同志告訴記者，因為遼寧全省現有剩余勞力高達兩百多萬人。在珠江三角洲的百萬勞務大軍中，最堅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沒有政府組織、保護、自發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戰斗的隊伍不一定是來自貧困地區。最發人深思的是，四川、貴州兩支“部隊”，同屬大西南，語言、生活習慣同出一源；貴州為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落后省份，“苦甲天下”；四川則號稱“天府之國”，富甲神州。但是，“貴州軍團”在這里卻是弱不禁風，一觸即潰；四川“游擊隊”卻是落地生根，愈戰愈勇。除了輸出形式不同這一后天因素外，先天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塊彈丸之地，全省絕大部分地區多屬丘陵和山區，但這些地區都沾了“天府之國”的光，沒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經地義。
貴州的自然條件同四川多數地區相同，但卻沾了少數民族省份的光。幾年來，國家不斷地扶持，年年給她輸血，于是乎，反倒造成了許多人等、靠、要的惰性，缺乏開拓精神，甘于守貧。不從后天上找原因，你就無法解釋這樣一個矛盾的社會歷史現象：“貴州先民大部分是從四川移民來的，為何一成貴州人后，就喪失了四川人那股披荊斬棘、吃大苦、耐大勞的傳統精神？”古人云：“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此語耐人品味。在珠江三角洲的“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采訪時，除了廣東、廣西、湖南人外，記者遇到最多的就是四川人。他們多是通過親朋牽線，自發流入這個陌生地區的。人生地不熟，工作也艱苦，但他們卻大都情緒穩定，表現出極大的知足感。在順德縣桂洲鎮的一家鄉鎮企業里，廠長向我們介紹了他手下的一名四川籍工人。這是一個來自廣安縣的農村青年，他不僅自己來到這里，還把老婆也帶來了，他對自己的處境很滿意。他告訴記者，在這里，一個月能掙200～300元，在老家，累死累活，一個月頂多能掙100元。
因此，他決定把自己的弟妹們也帶來。在東莞市虎門鎮，記者在一家“三來一補”企業里遇到了四五個四川籍男女打工者。他們分別來自四川的云陽、開江縣。春節在即，別人紛紛打點行裝，準備回家探親，他們卻決定留下來“再干一年，多掙一點錢回去!”說這話的青年來自開江縣農村，26歲，家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目前月收入才130元，離家已經半年多。珠江三角洲日益興旺的勞務市場是一面社會多棱鏡，它能折射出千種人生，萬般心態，令人深思！甘苦相伴的“打工”生涯廣深公路近三百余公里沿線是珠江三角洲“三來一補”企業最密集的黃金地帶。星羅棋布的小鎮的墻上，除“專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這類廣東城鄉隨處可見的江湖廣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綠綠的“招工啟事”了。一塊電影銀幕般大的墻面新貼出七八張招工告示，記者隨手記下三則。告示一：我廠現急需制襪女工10名。我廠長期貨源足、工資合理、穩定準時、有食宿安排。告示二：我竹塘電子廠因擴大生產，現急需招收年輕電子女工多名。
我廠貨源充足、工資高、糧期準、有津貼、住宿方便。告示三：本廠現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車工20名。我廠有良好的廠房、貨源充足、糧期準、食宿免費、加班有津貼。告示下，常有成群結伙的姑娘駐足觀看。她們的年齡多在18～24歲之間，裝束打扮出奇地相似：下繃緊身牛仔褲，上穿毛衣，頭發像阿拉伯婦女的頭巾，濃密地披垂下來，只余窄小的面孔在外邊。在珠江三角洲如蛛網般的公路上，每天有數以萬計的打工青年在各鄉鎮間流動。他們多是來這里已有一年半載的“老資格”，在“貨比三家”中選擇自己最中意的廠家，如果干一段時間覺得不合適后再“跳槽”。他們是外來勞力中最活躍的部分，正是他們的流動，溝通著散居在千萬個工廠中的打工青年的信息，使他們明確自己所處的境地，從而做出是“跳槽”還是再干下去的決定。正是他們的流動，迫使老板們隨時調整自己的經濟政策，以穩定工人情緒。在鳳崗鎮美達玩具廠舒適的寫字樓里，我們就邂逅了這樣一位不斷“跳槽”、最終成功的姑娘。她是廣西欽州人,現在是工廠的會計和報關員，固定月收入200元，居住在同工人嚴格分開的文員區域，食宿免費。顯然，她已從“藍領”進入“白領”階層，是打工女中為數不多的幸運兒。
她叫班揚明，現年19歲。小班落落大方地向我們介紹了她的經歷：初中畢業后，跟叔叔第一次下珠江時，只有17歲;先在常平鎮手袋廠打工;干了8個月，叔叔去廣州了，她自己回了廣西；回到家鄉無所事事；不久，又串聯了幾個姐妹，一塊下珠江，在鳳崗鎮鹽田賓石廠打工；一天工休，三人結伙去鄰近的塘廈鎮玩，在廣告欄上見到美達玩具廠的招工廣告，覺得條件不錯，她當即和一個姑娘毛遂自薦；到這里后，先在車間當工人，因工作出色、處事老練，很快被香港領班提拔進了寫字樓。但是，像她這樣的幸運兒實在太少了。一般的打工仔和打工女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呢?靠近寶安的客家山區樟木頭鎮，是珠江三角洲“三來一補”業務繁榮的縮影。這個17萬人口的小鎮，涌來了一萬多外來人，成為這里一百七十多家“三來一補”和鄉鎮企業的工人。外來人口的蜂擁而入，為這個山區小鎮帶來了滾滾財富。
1978年以前，這里的工業幾乎是空白，但是到了1987年，全鎮僅工業繳費收入就達三千多萬港元。外來勞力龐大的消費需求，又刺激了這里第三產業的空前繁榮，彈丸小鎮五臟俱全：商店、發廊、酒樓、旅社有84家，個體攤檔240家。精明的商人們看中了這一開發前景廣闊的領域，純粹由價值調節的“文化市場”也在這里形成了。這是小鎮中心一家設備簡陋的酒店，白天賣酒食，夜晚當歌廳。夜幕降臨時分，隨著成群擁入的打工青年，我們擠到了燈火輝煌的樟木頭酒店前。歌廳內爵士音樂震天動地，歌廳外一張別具一格的海報前站滿了人。海報題頭是：樟木頭酒店特邀廣州大西洋輕音樂隊，門票每張35元。演出尚未正式開始，窄小的歌廳已是水泄不通，大門口卻還人頭攢動，擠滿了精神饑渴的青年們。據賣票者稱，頭夜門票250張，爆棚!今夜亦然。我們擠進歌廳，恍若進入美國西部片中展示的牛仔們聚會的酒吧。
“老板娘”高坐柜臺賣酒水，大廳內里三層外三層，疊床架屋式擠滿了少男少女，墻根處騰出一塊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的舞臺。激光閃爍、電聲震天。一個男歌手在臺上捶胸頓足、放聲嚎叫；伴舞姑娘酥胸半裸，伴舞的小伙子長發披肩；樂隊中站著一個滿臉胡髭、戴著墨鏡、手舞足蹈的大漢，據說是“鬼馬歌星胡須佬”!出人意料的是，舞臺上雖然充斥著挑逗的氣氛，音樂也使人興奮，但精神饑渴的少男少女，卻一個個靜若處子，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理智和冷靜。“這不是有修養的表現，而是麻木的反映。精神、肉體雙重麻木。”一個研究勞動保護的學者向我們解釋說：“三來一補”企業中打工的青年，每天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一年365天，難得有星期日，人同機器一樣長期疲勞運轉，哪能有正常人那般閑情雅致！缺乏起碼的勞動保護，工人精力、體力超負荷運轉是“三來一補”企業存在的普遍現象。就在樟木頭酒店演出火爆之時，80%以上的打工者還在燈火通明的車間里加著班。惠陽一家名叫新藝手袋廠的企業，工人1月加班29個晚上，每晚3小時以上，有4個晚上是通宵加班，1天干了近24小時。
有的工廠，中午吃飯只給20分鐘時間，吃完飯馬上接著干。這類做法連一些港方雇員也看不過去。一位姓劉的先生說：“有些香港老板賺錢也太不擇手段了。”據他介紹：同樣的勞動生產率，這里工人月工錢若200元人民幣的話，在香港得開2500～3000元港幣，折合人民幣1200～1500元。另外，在香港，工人星期天休息，若加班，3小時發1天的工資，6小時當2天計，而且需征得工人同意。對工人工作環境的保護更是空白。“三來一補”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在東莞某塑料廠，一個普寧山區來的溫姓青年向我們訴苦說：他在廠里干噴漆工，這種活不僅在香港沒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觸這種有毒氣體，無疑是慢性自殺，但他還是要干。因為他不干，還會有別人干，這個工種比其他工種收入高一些，一月有250來元。
他已干了兩年多，計劃再干一年，湊足4500元存款后，回家學開汽車去。他們無可奈何的選擇和復雜的心理反映了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在家鄉農村，自己為自己干活，比這還苦，但收入卻比這兒還低；來這里為老板打工，比為自己干活還輕松一些，收入卻高了，盡管這個收入與香港工人相比有天壤之別!正是這懸殊的三級比較效益，誘使海外“三來一補”業務和內地貧困地區的百萬剩余勞力蜂擁進入珠江三角洲，組成了新的社會生產力。不合情而合理，不合理又樂意。這矛盾的現實、紛亂的是非，讓這些年輕人憤怒而又趨之若鶩，苦惱卻又不愿撤離，難怪乎有人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癥候特征!不能回避的歷史選擇百萬“移民”下珠江，經濟上受惠最大者，當首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正值國際經濟結構出現新的一輪大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其實，香港是個理想選擇地，但香港消化不了，只能再行擴散，緊鄰香港、投資環境較好的珠江三角洲成了理想選擇地。這里不僅地價便宜，勞動力價格更便宜，一個電子裝配工，在港月薪3800港幣，在此付給500港幣就算高了，滾滾的剩余價值就流入香港。無怪乎有人說，開放以來，祖國大陸不知為香港造就了多少個百萬乃至億萬新富翁。連香港人也不否認，珠江三角洲已成為香港經濟的后援地，進入“三來一補”企業打工的百萬“移民”便是造成這繁榮的重要力量。“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誕生了數以萬計的廠長、經理的新職位，以至于出現了咄咄怪事：一些鄉村、派出所的干部(包括原生產隊會計、糧庫保管、記分員)以及知識分子(小學畢業生也算數)出任官職也不敷使用，輸入勞力勢在必行。百萬移民下珠江，對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僅東莞市的統計即可一斑見豹：1987年一年，外來勞力為該市創造的工業產值達548億元人民幣，創匯3744萬美元。以一個外來工人平均每月消費70元為標準，年總計將近有2億元的花銷用在東莞。
東莞市第三產業的空前繁榮，與此不無關系。也許有人會問：與其肥水流入外人田，外地人不如回家鄉做貢獻，何必來此“受剝削”?我們又一次遇到一個怪圈，一個理論和現實相矛盾的怪圈：不來這里為老板打工，留在家里能潔身自好，但只能守貧；紆“尊”降“貴”，出來打工，不僅能迅速脫貧，收入比在家鄉當主人還高得多。“生活之樹常綠，而理論總是灰色的”，要走出怪圈，恐怕還得再提歌德這句名言。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間，還能拿到超產獎、“紅包”、加班補貼等，許多工廠還實行伙食免費或補貼。因此，打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能寄回家。郵局里匯款的外地人排長龍，在珠江三角洲各城鎮屢見不鮮。
據東莞市郵局的統計，1987年一年，外鄉人在郵局匯款有68萬余次，匯出款項上億元；僅12月份，外地人平均每天有2600人次匯款，匯出款項120萬元。而這幾年大抓勞務輸出的廣東山區縣龍川，連年勞務收入在三四千萬元，占全縣國民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勞務收入已成為這類勞力輸出大戶縣解決溫飽和增加生產投入的重要經濟來源。意義更為重大、深遠而難以估量的收獲，是百萬移民經受了商品經濟的熏陶和工業化文明的洗禮。中國是一個商品經濟不發達、工業化進程步履蹣跚的農業國，徹底改造國民素質，是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驟。珠江三角洲號稱“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之地”，可在它的進化史上，卻因人的關系，也上演過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鬧劇。一百多年前，華僑實業家陳啟源最早引進法國設備，在家鄉南海縣辦起了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企業——繼昌隆機器繅絲廠，意欲把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引進中國。
可事與愿違，大幅度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在引得一些人仿效并達到局部推廣現代工業文明這個目的的同時，也威脅了傳統生產方式的生存。飯碗被打爛了的手工繅絲工人們，把憤怒悉數發泄到現代機器這個“魔鬼”身上，他們揭竿而起，聚眾拆毀了機器繅絲廠。陳啟源不得不撤離這板結的土地，把工廠遷往澳門。這段載入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軼事說明，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形成的小生產傳統，是多么的頑固，現代工業文明的推廣是何等的艱辛！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陳啟源的故鄉，機聲轟鳴，工廠遍地，農民們積極接受現代工業文明。短短幾年不僅本地百萬農民“洗腳上田”，務工經商，還把內地百萬“移民”推進工業文明的大潮。歷史的河流經過曲折、平緩的流動，終于找到了出口，一瀉千里。經濟巨流要在短期內打通淤積近百年的河道，荒棄了近百年的課業要在短期內補齊，突變和陣痛相伴而生。
沒有溫情脈脈的“大鍋飯”，也沒有高枕無憂的鐵飯碗，只有商品經濟嚴酷的規律和工業文明鐵的紀律。過去一年干活半年閑、擺龍門陣、蹲墻根曬太陽、自由散漫慣了的人們，如今連吃飯、走路都得像沖鋒，在嚴格的廠紀、廠規的約束下，他們的精神面貌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走進車間工場，只見人人埋頭操作，一派緊張忙碌、紀律嚴明的景象，就連當初受不了苦跑回去的畢節姑娘，也向家鄉父老兄弟這樣講述她們的印象：“人家那邊，一上班就緊緊張張的，街頭上見不到閑人，哪像這里松松垮垮的，成天有人軋馬路！”更深層的變化在生存能力上。一些先期來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廣東山區青年，經過兩三年的實踐，不僅掌握了生產技術、積累了本錢，還摸到了辦廠的門路，他們回到家鄉辦起了工廠，當起了“老板”。在他們身上，保守、狹隘、容易滿足的小農意識已日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強不息與進取開拓的奮發精神。
雖然，在下珠江的百萬移民中，能當上廠長、文員的還只是鳳毛麟角；但是，在珠江三角洲這個課堂里，百萬移民已經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現代工業文明，程度不一地形成了商品經濟意識，開闊了眼界，增長了才干。若干年后，他們回家鄉時，將帶回一筆可觀的財富，成為一支強勁的生力軍。事實上，最早輸出勞力到珠江三角洲的粵東、粵北、粵西山區，已經嘗到了這一實踐的“宏觀”果實，他們正是通過向寶安、東莞、佛山等地輸出勞動力、積累資金、培訓人才而逐步發展起了“三來一補”企業的。珠江三角洲蓬勃發展的“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不僅促進了本地的經濟繁榮，為外地人創造了眾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扮演了中國歷史上一座規模空前的培訓工業化人才的“商品經濟學院”的角色。
百萬移民下珠江向人們呈示的，與其說是一幅田園牧歌式的畫面，毋寧說是一部悲愴激越的進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遠的歷史戰略意義這一基調的同時，也向人們奏響了由一節節不和諧音符構成的樂章：諸如老板的殘酷剝削與工人的抗爭；本地人與外來勞工之間的摩擦；外來勞工正當權益屢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問題不斷，矛盾迭出，歡欣與苦惱并存，光明與黑暗相伴，這充滿矛盾的現實昭示人們：發展商品經濟的原始積累過程——資金和知識、理論和實踐的積累，并非一條鋪滿鮮花的坦途，而是一條坎坷不平的山路。盡管這是一條艱難曲折的路，卻是不容我們回避的歷史選擇。
（原載于一九八八年十月《新華文摘》)
